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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周国桢（1931—2025），湖南省安仁县人。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原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美协江西分会副主席、江西雕塑协会会长、景德镇市美协名誉主席、大瓷网艺术家库陶瓷名家、高岭陶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评委、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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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语】元月1日一早接《人民日报》退休记者管志华微信告，我国著名陶艺专家、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周国桢先生于2025年12月29日仙逝，2026年元月1日在景德镇举行追悼会讯息。管志华老师在《人民日报》记者任上曾前往景德镇采访周国桢教授，并广泛采访当事人的同学同事，撰写报告文学《圣火净土》，发表于沪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上世纪八十年代头上，版主本人供职景德镇陶瓷大学教坛6年整，系周国桢教授的同事。为缅怀前同事周国桢教授，本公号对《圣火净土》作了适当删节，并添加若干小标题，以志纪念。

惊悉我国陶瓷艺术家周国桢先生于2025年12月29日在景德镇与世长辞，不胜哀伤。为缅怀这位享年94岁的艺术大师，笔者谨以早年采访过周老“圣火净土”一文权作心香一瓣，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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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方毅勉励他：这条路子走得对

他像一位探险家，为着发现一块肥沃的艺术新陆，不惜艰辛险阻，穿越荒原、沙漠、冰海，寻找充满生机的一片绿洲。

雕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陶瓷，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太阳”。

英语China一词，既表示中国，又表示瓷器。被称之为“火与土”的陶瓷艺术，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光辉象征之一。

说起来很不简单，年逾七旬（注：此文2004年采访）的周国桢教授熔雕塑和陶瓷艺术于一炉，立足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的文化艺术沃土，表现民族的喜怒哀乐，高扬中国当代陶艺大旗，不能不算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二十年前，当年富力强的周国桢在京沪各地举行个展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勉励他:“很好，你这条路子走得对，走得好。”著名国画家刘海粟也赠言他:“难，不以难伤神；苦，不因苦丧气；艺，不以艺成名。”著名美学家、评论家王朝闻为之评说：“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拙中见巧，因而形象是耐看的和越看越美的。”

华君武、蔡若虹、李可染等一批著名画家同样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这些，不仅仅是对他周国桢，更重要的是对他所开创的艺术新领域的充分肯定。

中国雕塑家协会负责人钱绍武教授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周国桢作品的研究、验收，不是几个人能搞出来的。我相信，周国桢艺术将来会得到全世界验收的，会在历史上对他作出适当的评价。”

大江东去，日月如梭。 如今的周国桢已由壮年步入老年，他卸去了景德镇人大兼职副主任，并从景德镇陶瓷学院繁冗的美术教育一线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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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与他的陶艺作品。

周国桢没有忘掉前辈领导和前辈艺术家的勉励，没有忘掉同辈同行的嘱托，没有忘掉“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要评价周国桢不难，但艺术世界中的周国桢与现实生活中的周国桢是两码事。他没有教授和名士架子，着装打扮有点“土”，裤脚一只卷上一只垂下。他绝无口若悬河的说教，也没有名教授儒雅的高论。

周国桢是务实的，身先士卒的，不论镶嵌、绞泥、雕刻、叠压，还是堆贴、印压、上釉，他常常示范，决不“偷懒”。他的脾气倔，认定的事一定要去做，十头牛都拉不回头。

或许得益于景德镇的熏陶，抑或得益于“瓷都”人的影响吧，周国桢养成了稳实和厚重的性格，他从不会“天桥把式”地光说不练，而是“看熟练活”。

年逾古稀的他，身体硬朗，嗓门大，中气足。他说大学时代他喜欢体育，身体底子是在那时打好的，所以，他从事陶瓷雕塑才有了本钱。他总骑辆摩托出行，友人担心万一有闪失，他也只是憨厚地笑笑。

2002年9月，我寻踪周国桢教授，他热情、豪爽，虽然此前我仅见过他几次面，但是我俩似乎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似的。我从那些惟妙惟肖的作品中，看得出周国桢教授从事陶艺的心路历程。

“周国桢陶艺馆”的底楼令人醒目地悬挂着著名美术家蔡若虹的一幅书法作品，上面书写“形神兼备”，是形的一般性与神的特殊性两相结合的产物，他把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蔡若虹先生的评语恰如其分，知心知音。周国桢对此饱含深情，勾起了无数回忆。

之后几天，我们促膝长谈。我们谈陶艺，谈人生，谈磨难，谈情感。他至性流露，坦诚中肯，使我真正了解了这位我国陶艺界名家的内心世界。这老头儿“韧”得可贵，“倔”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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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早年在景德镇采访周国桢先生（右）。

鉴赏周国桢的陶艺作品，我能感悟他艺术修养所完善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如大诗人李白所曰：“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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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故乡热土孕育才艺胚芽

“我的美术启蒙离不开我的故乡。在我呱呱落地之后，我的生命就同那块土地、那片水域血脉相连了。”周国桢一往情深地对我说。

“童年时代的生活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飘落的炊烟，那暮归的牧歌，那块生发我希望和憧憬的地方，那块孕育我生命元素和成分的地母，总在我心中有着不可释然的情怀。”

回想这些，周国桢唏嘘不已，无限感慨。

1931年7月11日，周国桢出生在湖南省安仁县牌楼乡上荷渡村。周家兄妹四人，周国桢排行老二。说起童年，他的眼眶里便闪出光亮。

有人说：艺术家的素质是先天和后天的合金。对周国桢来说，这句话十分恰当。所谓先天，是指他自幼爱好绘画和音乐；所谓后天，是指他受美术的训练和熏陶，以及他的勤奋、执著。

周国桢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无权无势无钱无文化，常受财主和地痞欺侮。有一次，他父亲被村上的无赖打了耳光，无处诉告，便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哪怕卖薄田卖祖产，也要让孩子读书有出息，不受欺压。

周国桢却不明了父亲的心愿，他好玩好动，喜欢看乡村独角皮影戏，到了正月十五，他更盼“作鸡婆”，那是农家用米粉掺水糅合做成的各种家禽和家畜，用来祭祀敬神，预祝来年丰收。

家禽和家畜各种形态的造型，让周国帧看得怔住了，他常常爱不释手，把它们搬进被窝同眠，饿了就啃它一个，淘气的周国桢终于被父亲教训了一顿。

于是他进私塾，读小学，师从周先甫、周荣坤以及美术教师罗从宾等人，虽然不甚用功，但绘画写生却显露了奇才，常让小伙伴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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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来沪，笔者去他下榻的宾馆叙旧。

周国桢小学毕业后考入安仁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之后，又考人长沙华中高级艺术专科学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志向，主要是这类学校学费便宜，有时还可以免掉些杂费。

从县城到省城，他的眼界扩大了，兴趣趋于浓烈，主攻国画、西画、图案、劳作（雕塑）和音乐等。 说起这段求学生活，周国桢认为“样样不精，却打下了基础”。

也许艺术家的天性不安分，十七八岁的他还很顽皮，甚至很叛逆，可渐渐学会了琢磨和研究。

1949年5月，湖南解放前夕，楚湘大地尚存反动军队的残余和土匪势力，由于战乱与不明真相，学校里谣言四起，“恐共症”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眼看学校待不下去了，周国桢“扒”火车逃回家乡。

8月，安仁县城解放，他瞒着家人投奔了解放军四野部队。“哦，是136师师部宣传队，当时经常演出，因为会画画，我专门帮美工画布景。”周国桢陷入了深深回忆，对那段短暂的军旅生涯充满感情。

后来部队整编，是留是走，悉听尊便，周国桢向往读书。人生有不少拐点，常常在不经意中改变旅程。

周四桢借了几十元大洋，于1950年8月至1951年7月，进入苏州美专读书，主攻素描。那时，他的生活非常清苦。

苏州美专要五年毕业，有了想法的使想法周国桢萌发了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念头。饶是如此，他与要好的同学王克庆商量。王克庆家境也不富裕，但王克庆家人支持他们一起去考中央美院，并且给了他们单程路费，结果两人都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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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景德镇是滋养艺术成长乐土

采访周国桢那一年的金秋十月，我在北京顺便去通州王克庆教授的雕塑工作室造访。

比周国桢小两岁的王克庆，如今也是我国颇有造诣的著名雕塑家，担任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代主任、北京市政府顾问团顾问、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俄罗斯列宾学院名誉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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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右二）参加原创陶瓷大赛作品评比时一景。

在回忆那“艰苦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活时，他缓缓的语调中充满了感情：“那时我们的生活确实很清苦，记得学费是免收的，每月伙食费十二元，平时吃饭是在摊位上，喝稀粥，吃馒头，节假日给人家画画，当然也没有钱，不过是吃顿饭而已。这清苦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想得比较单纯，对事业有追求，学业上很刻苦，周国桢是非常勤奋的，业务也不错。

“当时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精通雕塑的江丰院长爱才如命，对周国桢也很赏识，经常给予鼓励。我们是1951年进去，1954年毕业的。我们入校时，徐悲鸿任院长，他尽管身体不好，可很关心雕塑。徐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我们同学为他守过灵。我们也见到过九十七岁的齐白石。

“江丰院长是在我们后期从杭州美院调来的，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有远见，非常直率。他看到解放初雕塑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社会需要雕塑却又不给编制的现象，就采取储备人才以备后用的政策，把两届学生留校，成立雕塑工作队，既搞教学又搞创作，为中国的雕塑事业打下了基础，事后雕塑界确实也出了不少人才。

“1957年，江丰院长呼吁要重视雕塑，对官僚主义提了不少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当然以后也恢复了名誉。我们至今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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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参加现代瓷雕艺术展览及研讨时一景。

周国桢似乎更有体会。临近毕业，景德镇宣传部长孙文畔来学校“挖人”，景德镇有许多民间艺人，需要正规大学毕业生出去帮助从事陶瓷的研究与设计，周国桢在学校期间已创作了《兄妹上学》《荷花灯舞》等作品，反响不错。

于是，周围桢决心放弃留校的机会，第一个报了名，多次向江丰院长请缨下基层。“那年代，很少有私心杂念，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留还是走，心情都很愉快。”

周国桢有所感触地说，“我有个老乡，也是我的老师，叫周轻鼎，曾与冼星海一起留学日本，与刘海粟一起留学法国，他提示和指导过我搞动物雕塑，而大学里的刘小琴助教又教了我不少技法，我想到景德镇试试。”

江丰院长考虑许久，支持周国桢去景德镇，说你去吧，去个几年！谁知周国桢一去就是几十年，但他没有后悔，他用他的艺术成果来回报自已的祖国，回报自己的母校、师长和同学。正像王克庆所说:“人民培育了我们，我们再还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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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致力于创作题材的开掘

初到景德镇，周国桢年仅二十三岁。他面对的是声名赫赫的景德镇这个“陶瓷之海”，积淀了两千多年的陶瓷艺术传统和数以千计的民间艺人，相形之下刚跨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不过是沧海一粟。

然而，周国桢脑海里涌动着的却是狂涛大波，他所追求的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有自已的陶瓷艺术，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这代人的理想和审美观”。

他被分配到轻工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事现代陶艺创作。他惊奇、兴奋，那里高手如云，人才济济，实在是陶瓷艺术的藏龙卧虎之地。

渐渐地，他也忧心、困惑起来：眼前的“陶艺之海”几乎全是观音、罗汉以及宗教神话中的形象，弥漫着一味追求精巧和繁缛堆砌的艺风，纵使偶有佳作，也难成气候。

眼前的“海”与心中的“海”，反差是何等的悬殊强烈。周国桢虽一腔热忱，却不知如何排遣。

人们称赞景德镇瓷器“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既十分形象又十分贴切。周国桢学雕塑出身，他琢磨、思索：搞艺术不能老是跟在前人和别人的后面模仿，要走新路，给古老的瓷都增添一些新的气息，注入一些新的血液，自己虽是沧海一粟，却要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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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参加慈善笔会。

他开始致力于创作题材的开掘，率先把浓郁的现代生活情趣引入宗教神话题材占统治地位的陶瓷雕塑领域，其时产生了一批如《弹弓手》《迎春》《饲养员》《摇篮》等陶艺代表作。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周国桢对陶瓷材料的新领悟，同时形成了洗炼、明快的造型风格，使之与各种高温颜色釉珠联璧合，开拓性地打破了陶雕艺术中形色分离的局面，渐渐形成既有民间艺术的“稚拙美”，又有文人艺术“写意美”的艺术风格，比如他的代表作《独立》《母子羊》《波斯猫》《西班牙舞》等。

景德镇是闭塞的，但景德镇也是包容的，尽管有过不理解，有过委屈，周国桢至今感激景德镇是他艺术的“大地之母”。

周国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他正在烧制一高温釉《花豹》，当温度升到九百摄氏度时，突然发生停电。他沮丧地打开窑门，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奇特现象——釉色在九百摄氏度下呈分裂、聚缩状态，成自然有序的龟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豹子的状貌征。

他为之欣喜，一次停电事故竟衍生出一件美轮美奂的作品，他立即为之取名《雪豹》。对此，周国桢称之为是“天成偶得”。随后，他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技巧，在运用上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形成他后期艺术创作的特有的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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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周国桢陶艺馆正式开馆。

说到兴头上，老周不禁给我上起了专业课：“陶瓷挂釉等于披上一片美丽华灿的衣裳，光彩照人。所谓缥色、月白、天青、粉青、豆青、蟹壳青、茶叶末；所谓均红、祭红、宣红、郎窑红、鸡血红、桃花片、美人醉、三阳开泰；所谓卵白、甜白、青白、象牙色；所谓玉毫、油滴、玳瑁、鹧鸪斑；所谓窑变，都为负有盛名中国经典釉色。”

周国桢感叹道，“陶瓷艺术是一门精妙无穷的学问，一辈子学不完，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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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动物学理论延展陶艺创新

周国桢的“动物理论”，来自对动物生命的观察，这为他开创陶瓷艺术的新领域奠定了基础。

也许在“文革”中看到种种的人情世态，到了中年时期的周国桢变得成熟了。在下放江村劳动时，他一度灰心，却又不甘沉沦。

流逝的日子是无声的，所以他的言辞也显得笨拙了。他做起了木匠，用打造家具而消遣，可想起老师周轻鼎对他的指点，想起六十年代在上海动物园写生，就产生了要从事动物陶瓷雕塑的念头。

在一次珠山画院闲聊中，他非常有感情色彩地说：“动物题材，表现的虽然是动物，但表达的却是生灵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动物有三大特征：性格特征、动作特征和形体特征。它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肉动物，一类是食草动物。

由于食肉动物的主食是肉，它们必须具备进攻的能力，并具有凶猛的性格；食草动物因有足够的草料可使他们生存，因而养成了温顺忠厚的性格。

食肉动物的眼睛大都长在额的前面，便于发现猎物，它们有锐利的牙和爪，颈短腰长，体形灵活；食草动物的眼睛则大都长在额的侧面，能观前观后，便于逃跑，它们的颈长腰短，有的头上长角，以便自卫……

周国桢强调，动物不单纯是动物，它们也是人文的，比如蝙蝠是哲学家，它批判黑夜，但不因为夜色而毫无根据地敌视一切；它热爱白昼，但不因为阳光而不顾事实地赞美一切，它还给事物以客观的本来面目。

粉碎“四人帮”那年，周国桢调至景德镇陶瓷学院执教，这是他陶艺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也是他专攻动物陶瓷雕塑的真正起点。

多少人在苦难中萎缩了才智，委顿了进取精神，人生因而变得黯淡而脆弱。而周国桢在磨难中，却燃烧了他心中的艺术。

他生性好强，充满激情，有一种创作的执著入迷、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一旦获得思想、政治的解放，他便焕发出创作的青春和热情，潜心和徜徉于他的“动物世界”。

周国桢认为，人类与动物虽有本质区别，但都属于“宇宙的生物”，有相似相通之处。在教学中，周国桢坚持创作实践，他运用“瓷土”和“火焰”，创造出一个个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动物精灵。

他熟稔的景德镇传统技艺异彩纷呈的高温色釉，使他如虎添翼，让他的动物陶瓷雕塑有了“神出于形”的美的装饰，像金沙釉野牛、青釉羚羊、黑釉猩猩、绿釉青蛙……其造型与色彩，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多少年过去后，厚积薄发的周国桢有了自已的涵养，他的各种各样的羊“活”起来了。比如《斗羊》，实际上是公羊与母羊发情交配前的“亲昵”行为，人家还以为是两头羊在对顶相斗。其实错了，周国桢经过长期细致观察，抓住瞬间，揭示了动物同类“相争未必相憎”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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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耄耋，周国桢先生仍坚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周国桢对艺术追求越来越慎独、谦逊，上海的陶艺收藏家陈海波是周国桢的一位“忘年交”和诤友。在羊年来临之际，他建议周国桢塑造领头羊的形象。

其实处在“不拘于物、不役于心”的自由自在状态下的周国桢，早就有此愿望，他积极吸取与采纳了大家的中肯意见，创制羊的新形象。

景德镇著名陶瓷艺术家王锡良、王隆夫是周国桢的同事、挚友，他们评价周国桢时说他“很用功，很勤奋”、“开辟了新路”、“独有一功”。是的，补偿一个艺术家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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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古代艺术中感悟雅拙与博大

仔细品味周国桢的动物陶瓷雕塑，似介于具象与抽象两者之间，属于意象的。即以意成象，超越具体物象的摹拟，强调主观的创造作用，刻画出艺术形象。

竟象“就是形象和情趣的契合”。周国桢有位学生李见深，评论他的老师艺术生涯分为四个时期：朦胧期、惟美期、古风期和新表现时期。如果这个评论成立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是周国桢的后两个时期。

进入八十年代后，周国桢把自己的艺术视野转向遥远的西北文化。他立足本土意识，一次又一次从大西北的“黄土文明”中寻求生命被重新唤起的力量，其《叶落归根》《黄河》《雪豹》《双鸡冠》《王大姜大伯》《春眠》和《老外婆》等“古风期”系列作品，就是从原始艺术中体味到的“雅拙”，从汉代雕刻中感受到的“力度”，从唐朝艺术领悟到的“博大”，他将这些元素和自己的感性生命意识融合成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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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寓所留影。

而他的“新表现时期”的代表作，如《黑猩猩》《象》《犀牛》《站起来的雄狮》和《拼命三郎》等，采用的则是陶瓷媒介——粗质陶瓷材料，不同程度地淡化了人工雕凿，强化了主观意识、材料出身表现力和泥土的运动，使“形象和情趣的契合”走入到高级阶段。

周国桢在九十年代末创作了一尊猫头鹰，雄健、威武，两目犀利，盯注远方，其下部以粗质材料作基座，全无多余之物，给人有无限想象的广阔空间。取名《静观》正是意味深长，人们可以想象小人打探邻里琐闻的神态，可以遐思智者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形象，也可以想象虎视眈眈的武士风度，从个人小家到治理国家，再到国际社会，“静观”不失是一种生活本领与一种生活状态。

周国桢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就是他对整个人生的体验和感受，他要从一个角度去揭示人生的意味，体现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这或许也是周国桢孜孜不倦的追求。

周国桢的动物陶瓷雕塑有它的前瞻性，他讲了流浪者的故事，1959年是“大跃进”的火红年代，他创作了一尊高四十九厘米的陶艺品：两只用紫金釉装饰的狗熊，一只大狗熊坐在一个树桩上，抓着一只水壶正要喝水，突然好像被什么惊吓，张开嘴巴把头扭向另一方向，一只小狗熊则拎着一只小布袋，恐慌地依偎在大狗熊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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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陶艺作品《弹弓手》 44cmx28cm （1955年创作）。

动物的情态拟喻人间世相，情在其中，意也在其中。当时有人解读：这是讴歌开发山区建设的劳动生活景象，一支劳动大军开进茂密的森林，布满白色帐篷，升腾袅袅炊烟，歌声伴着伐木的号声、斧声、锯声，把两位“流浪者”惊吓得四处逃遁……

可后来，又有人批判：这是攻击社会主义，是奇形怪状、心理变态。

几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对这尊陶艺品却有新的诠释：反映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呼唤人们爱护我们身边的小生灵，善待自然，鞭挞那些乱砍滥伐树木者，并告诫人们，毁坏树林，不仅毁坏动物的家园，也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

一件作品，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周国桢笑着说：“不是跟风，艺术家的责任是挖掘内涵，后面则是评论家、欣赏家的事了。”

周国桢庆幸的是，他曾毁失了很多陶艺作品，恰恰有位上海《解放日报》记者还保留着他的作品照片，使他能得以恢复旧作。周国桢对此不无感慨：“天遂我愿，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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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传道授业的华丽转身

周国桢是陶瓷艺术家，又是陶瓷教育家。1976年以来，他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雕塑系主任等，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不少学生继承他的行当，从事教师职业，有的学生还在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担任行政职务和教学任务。

五十年前，那时的周国桢很年轻，有足够的激情，然而一旦踏上漫漫旅程，年轻人固有的自信和狂热，便在孤寂的旅途中一点一滴地耗却和漏去。

阡陌交错，关山重重，哪里才能寻找到陶艺文脉？

几十多个春秋，周国桢由茫然到欣慰，艺术殿堂的大门终于向年轻的学子启开，瓷都的陶艺文脉在涌动、在延展。

在采访中知悉，周国桢的第一个研究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吕品昌教授，在北京向我谈起：要说真正改变我艺术生活、由架上雕塑转向陶艺的契机，是在我读研究生时期。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周国桢和尹一鹏先生。

尹一鹏先生对陶艺与雕塑相互关系的强调，使我发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结合点，直到今天，他的论点对我来说仍是重要的。

在做陶艺上，周国桢先生对陶艺的热情和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对我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我对陶艺进一步的领悟，对开拓陶艺表现潜能之可能性的自信，以及对把握材料特性和相应表达方式的能力，都与他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当然，景德镇这块寓寄着中国陶瓷灵魂的土地，以及其特有的文化气息和充满传统智慧的营造氛围，也在不断激发我的艺术灵感，它是我另一位无形之师。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杨剑平教授是学雕塑的，也是从景德镇陶瓷学院出来的。他虽没有直接投于周国桢门下，但对听周国桢的课留有深刻印象。

杨剑平教授说，有些雕塑家把他们的陶作称之为“陶艺”，而有些陶艺家把他们的陶作称之为“雕塑”，其实两者有共通之处。周国桢则将两者作了很好的结合，他将一种既紧张而又妙趣无穷的心理体验凝积在作品里，并传播给他人作为文化和精神的享受。 

在景德镇一间陶艺工作室，我曾与周国桢的另外两个研究生邓和清、金文伟（他们曾是吕品昌教授的研究生，后因调动转入周国桢麾下）作海阔天空式的漫谈，他俩都很有思想和个性，折服于周国桢的实干精神，平时周国桢再三要求他们打好基础，多写生。

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动物园观察、写生，周国桢以身作则，全神贯注，一天下来汗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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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陶艺作品《母子羊》 18cmx32cm （1961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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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陶艺作品《午马》（生肖系列）32cmx27cm （2002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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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陶艺作品《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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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陶艺作品《雪豹》。

当大家有点畏难情绪时，乐观、豁达的周国桢没有怨言，他说在六十年代，他住在动物园，长期蹲守让自己都快变成动物了。

八十年代后期，学生时期的邓和清受西方西艺术思潮影响，做了一件靴子样的陶艺作品，感到很得意。周国桢却恼了，邓和清不服，还和周老师顶撞呢。如今却深有体会，周国桢的意见是对的，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生活是基础，天趣在自成。

一国艺术之产生，必定是时代、环境、传统的演变，迫之产生，犹如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定是土质、气候、温度和雨量，使其生长。

著名翻译家傅雷说得好：“陶渊明不生于西域，但丁不生于中土，形格势禁，事理环境民族性之所不容也。”这是周国桢认的“理”，向学生讲的“道”。

对中国现代陶艺，周国桢闯出了一条新路，但他认为仅仅一个人是不够的，即使一批人，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牺牲精神，才能日渐成功，决非一个晚上就可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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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坚守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

关键是青年，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对青年陶艺家而言，更重要的是艺品。

艺品是陶艺家人品的核心素质。周国桢对学生包括女弟子、洋弟子望之极切，言之极详，他说：“从艺要有才气，做人要有原则，无论做学问还是搞创作，不欺人，不背所本，为后世负责；艺术家忘了人类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不是一个好艺术家，卑微的人格和拙劣的艺品，只能选择卑微的道路，弄出下三流的东西。”他十分强调一个人的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周国桢常常应邀出访、讲学、演示，在国外交往中不失有好朋友、好心人和滑头的奸商。如某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掮客，四处打听到他的住地，厚着脸皮要低价买他的作品，按国内折算，这是一笔不菲收入，可按国际同行标准，他们却是明显在压低我国陶艺家的艺术创作价值。周国桢不干。他幽默地说：“谦恭不如从命，可从命失了中国人的脸面，不如傲慢了，因为中国人有骨气。”

人们都说，周国桢的性格是玻璃性格，透明亮晶，又硬又脆，而有些人是“橡皮人”，粘粘乎乎，软不拉叽。怪不得，他的学生多少有点像他，这或许是一种师道影响，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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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桢先生（前排右二）与参观考察的国际工艺大师合影。

生活中的周国桢，不大顾家，有些丢三落四。他坦率地承认他有“家庭危机”。

当地传闻他的种种不是，比如，“忙着赚钱”、“吃老本”云云。熟悉周国桢的人，都说他心胸豁达，性情开朗，周国桢为此表示感谢。他说还是保持一颗平静的心为好，生命在历史河流中如白驹穿隙，何苦为这些去费口舌？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

周国桢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内敛的，他有责任心，重信、重义、重感情，慎终如始，不轻意付出，不轻率丢掉他有自己的活法：第一是个人的私念和欲望不要太强；第二是遇事不要与他人争；第三是遇事要有主见，不要随俗而流；第四是对事物不要感觉厌倦。

从周国桢的眼神里，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陶艺家的精神。在景德镇“火”与“土”交相辉映的文明之光中，周国桢坚韧而执着地实践着：“能使任何文明的辉煌达到极致的，只能是文化和艺术。”

景德镇的“圣火”，熔铸了他的灵魂；景德镇的“净土”，塑造了他的个性。他上下求索，眺望远方，迈着坚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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